十字架和莲花

介绍

从中国的景教（聂斯脱里派）文献来看，首批进入中国唐朝的基督徒认为自己是一种宗教信仰的承载者与传递者，他们声称自己是普世的。与此同时，他们意识到他们的信仰所具有的经卷和教义，对中国人来说很多方面都是陌生的。因此，他们开始向丝绸之路东端的人们解释和传达他们的信仰，并大胆尝试使用唐朝社会的主流思想。

（元朝时期的聂斯托利派石碑）

唐朝景教的综合特征已被学者们研究多年 ¹ 。有些人直接谴责景教是一种背离基督教教义的融合主义，并蔑视 ²   景教。 然而，也有其他人为他们在不同宗教间的交流中所做的努力而欢呼，并将其视为现代宗教间对话 ³ 的典范。

“融合主义”一词在宗教史上有不同的含义，这取决于一个人的观点。在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中，“融合”一词通常被认为是对原则的背叛，或者是试图以牺牲真理为代价企图确保思想的统一。融合主义思想家被视为一个可疑的人物，就像一个双重间谍，他的忠诚和承诺绝对值得怀疑。批评者指责他们将其他信仰和实践纳入其中，以至于忽视了任何普遍 ⁴ 存在的不一致性。

然而，“融合主义”一词源于一个历史事件，在这个事件中，克里特岛的公民克服了内部纠纷，团结在一起面对共同的敌人。在这样的范例中，观点不是以武断或非理性的方式调和，而是以生存为目的。因此， 宗教融合不被视为武断或非理性，而是被视为服务于宗教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宗教融合为宗教权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不是简单地将各种元素随机混合成一个特殊的整体，而是将各种元素结合到一个自身的传统中。在这个过程中，它往往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乃是一种基于融合思想家的特定宗教需求和兴趣以及他们所反对的历史文化背景的选择。因此，融合主义要求对借来的元素进行调和，并使之适应于自身传统 ⁵    的世界观和教义。皮亚蒂戈尔斯基在观察图瓦国佛教背景下的宗教融合仪式实践时，将其视为一种情况，即两种或两种以上宗教的元素被那些为了自己的目的 ⁶ 而使用的人有意识地选择。在这方面，融合的思想家不是通常的在相互竞争的传统中寻求和平的大公主义外交家，他们乃是寻求回应新的宗教差异和需求的宗教人士。

唐朝的世界对景教语境的影响

景教教徒（又译为“聂斯脱里派”，下文同上）到达中国时 ，正值外国宗教向中国传播最有利的时期。在 AD 635 年之前，许多波斯商人居住在长安，毫无疑问，其中就有一些景教教徒。当他们的人数增加时，阿罗本主教带领一个使团到达中国唐朝的首都长安，为那里的景教牧区服务。阿罗本一行受到唐朝廷的热情接待。他们被允许翻译他们的经卷并传授其教义。在传教士景净的记载中，从皇帝唐太宗开始，继续由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⁷   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家族和军队首领都是景教的信徒，并为其在唐朝 ⁸   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持。除了在武则天（圣历）和唐玄宗时期受到佛教和道教的攻击和迫害外，景教在唐朝廷享有近两个世纪的政治支持。这使得景教教徒与后来的基督教遭遇处于不同的地位。

当阿罗本到达长安时，佛教与道教和儒家在唐朝社会争夺追随者，已经在中国连续发展了五个世纪。唐朝社会的宗教场景复杂，几个世纪以来 ，佛教、道教和儒家在宗教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当中国处于哲学和精神真空状态时，景教教徒还没有来到中国。因此，景教和他们相遇是可以预料的。其他宗教，特别是佛教的成功方法和经验，对景教教徒在与唐人的交流是非常有用的。此外，争夺皇室或有权势的家族的庇护也在唐朝景教中留下了印记。但它在语言方面，唐朝的社会对景教 ⁹ 的“融合”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阿罗本）

最能说明景教的语言影响的地方是他们的中文文献。例如，阿罗本的记载¹⁰ 和景净的记载¹¹   ，这些都是在A D 635 年阿罗本到达长安之后写的，时间跨度在两个世纪之内。其中最著名的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约在A D78 0 年左右创作的碑文¹²   。这些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书面证据，证明景教教徒努力向唐人传播基督教信息。景教教徒也设计了他们自己的象征，向中国人传达基督教的信息。他们大胆地运用了龙 、白云和莲花的中国符号，设计了一个新的标志，以表达景教的十字架福音和基督教的信息。本文以景教符号为例，展示了他们对唐朝社会主流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以及他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些主流思想的胆识。

中国符号的选择

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最初建于AD 781 年，位于贤府宁区的景教修道院，一直保留到AD 1623 年才被发现。石碑长十尺，宽三尺半，厚一尺以下。石碑的头是一颗巨大的珍珠状，珍珠状的石碑头夹在两个二十多英尺长的中国龙之间。在珍珠状的石碑头正下方的雕像中央是一个三角形的顶点，它形成了一个盖在九个汉字上的顶篷，这些汉字垂直排列成三行，形成了碑文的标题，上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仔细观察石碑上标题的屋顶形状时，人们会被十字架、云、莲花和两根树枝的独特象征性标志的设计所震撼。十字架符号无疑表明石碑本身是基督教的纪念碑，但十字架下面是白云——道教的特征符号，一朵莲花——佛教的特征符号(见图 1)¹³ 。

（图1）

这种象征性的表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种设计 ，用来表示“三教合一”。在这个象征性的标题下，是用中文和叙利亚文写的文字，说明建立纪念碑的目的和内容。用中文说 ，这是一座纪念碑 ，纪念景教（聂斯脱里派）在中国的传播。它还用叙利亚文说:“主教伊斯，来自波斯的王舍城缚喝国（Bolkh），他是已故主教米利斯的儿子，建立了这座石碑，上面写着我们救世主的律法，我们的祖先曾向中国的统治者宣讲我们的信仰教义”¹⁴    。这些话清楚地显示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代表的含义，以及纪念碑的目的是宣布基督教的教义。因此，他们设计的独特符号不是为了表示三种宗教是一体的 ，而是为了传播基督十字架的独特信息。

在唐宋时期，莲花和十字架的选择和使用继续成为墓碑和文物铭文上的主要符号。图 2 和图 3 是宋朝时期 ¹⁵    的十字架图片，而图 4 则是对1908 年在甘肃敦煌洞中发现的一幅壁画遗迹的修复，现藏于大英博物馆¹⁶ 。这幅画描绘了一个叙利亚景教的牧师，带着三个十字架—— 一个在头饰上 ，一个在胸领上，第三个在他左手的权杖顶端，同时用右手伸出莲花指的象征。

元王朝的聂斯脱里派教徒在向中国人传扬教义时继续使用带有龙和十字架的象征。元王朝石碑是为了纪念公元1383 年景教修道院的建立，它使用了十字架的符号，由四个龙守护。元石碑上的铭文表明，这块石头标志着十字架 ¹⁷ 修道院的所在地，但云的象征符号似乎在唐朝以后减少了。

我们岂能证明选择和使用这些龙和莲花的中国符号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一起是不合理的呢？本文旨在考察唐朝文化中莲花和龙符号的含义和用法，以考察聂斯脱里派在中国文献中使用这些符号的方法和选择。因此，证实了聂斯脱里派在与唐人交流时所使用的宗教融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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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过去的七十年里，各种学者对西安碑文和敦煌发现的文献进行了翻译和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发现的历史、文献学和理论方面。看到:穆尔，《1500 年前中国的基督徒》(伦敦， 1930 年)；《中国的景教文献与遗迹》(伦敦， 1937)；福斯特:《唐朝教会》(SPCK,   1939)；罗祥麟:《唐元景教》，香港大学，1966 年；莱格，西安景教纪念碑，1988。

2以詹姆斯 ·莱格为代表的学者在研究了景教文献后 ，得出结论认为 ，这些最早的基督徒在适应和传播他们的信仰时是融合的。莱格称景教被儒家、道家和佛教的思想以妥协的方式压倒 。

3近年来，研究不同信仰间对话和宗教多元化的研究人员对景教的研究重新产生了兴趣;强调景教和佛教在教义和实践上的相似之处。与景教有关的敦煌和叙利亚材料的考证，是中外学者都在进行的研究。霍尔特:《景教时期基督教与中国佛教的相遇》； 斯科特 : 《中世纪前基督教对佛教的回应》;李虚孔：《景教在中国》; 最近的帕尔默：《耶稣经文:重新发现道教遗失的卷轴》。

4伯林，《林赵恩的融合宗教》，哥伦比亚，1980，第2页。

5伯林，《林赵恩的融合宗教》，哥伦比亚，1980，第9页。

6《图瓦的佛教，宗教融合的初步观察》，英志志著,1989,第219页。

7根据景教石碑的记载，中国的历史年刊如《钦定修》、《唐徽要》、《天子治东记》等都提供了证明皇帝庇护的记录。

8名人和有影响力的家族给予的支持和保护是中世纪中国的普遍现象。在景教的案例中，最明显的是唐朝统治者的军事将领伊苏给予的支持。

9 唐朝景教:真实的吗？融合的吗？硕士学位论文，伦敦大学 SOAS, 1991。

10   1901- 1908 年间，敦煌洞共发现 7 份手抄本。其中的两本，《序厅迷诗所经》和《一神论》，可能是在阿罗本到来后不久，陈宽时代为皇帝所写的。其他的文件包括 《喻第二》、 《一天论第一》和《世尊布施论第三》 。

11 景净记载的资料包括一个碑文和四个其他文件。因此，《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志玄安乐经》和《大秦景教宣元本经》。

12公元 781 年建书，由景净编著。这座纪念碑是由伊斯出资的，他是一名高级军官，也是北部地区的副总督。在安禄山叛乱后的平定工作 中，他与郭子仪密切合作，关系亲密。

13 《景教文献与中国遗迹》，伦敦，1937年，第26页。

14《景教文献与中国遗迹》，伦敦，1937年，佐木培，第40页。

15《1500 年前中国的基督徒》，伦敦 ，1930 年，第 78-80 页; 佐木，第 436-7 页。

16 《景教文献与中国遗迹》，伦敦， 1937   年，第408 页。

17 帕尔默，《耶稣经》，Ballantine， 2001 年，第 14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