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中国长袍马褂的西洋传教士）

白约翰（John Hyndley Gilbert Baker,1910-1986）

英文名约翰·吉尔伯特·海因德利·贝克,1910年出生，生平情况不详.1971年2月，普世圣公宗咨议会在肯尼亚举行第一次会议，每个教省派出一位主教、一位牧师，一位男平信徒和一个位平信徒观察员…… 以微弱多数，普世圣公宗咨议会通过第28号决议，证实“问题的协调妇女是一项紧迫的问题”，并说如果港澳主教决定祝圣女牧师，“此会议将接受他的行动”。

1971年11月28日，白约翰祝圣黄羡云及英国圣公会差会传教士乔伊斯．贝内特（圣公会官方译名为“班佐时”）成为牧师。前任会督何明华曾祝圣的第一个“非法的”女牧师。他作主教期间，白约翰知道已改造过会督府并入住所，因为何明华会督已选择住在道风山上的一间小屋。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广东话，再加上一些普通话，白约翰曾任教广州的岭南大学和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他之前到战争期间，还四处在中国传教，当时的广州被日本占领。后来，他经过滇缅公路不得不离开中国，到达美国后娶了一位中国传教士为夫人。元朗的圣公会“白约翰会督中学”则是以他的名字而命名。

(阆中圣约翰大教堂)

白理民（Dr.Alexander Prisgle Parke,1907-1936）

英文名亚历山大.P.帕克博士, 1933年9月，白医生与其他五位新传教士，乘坐轮船离开英国。11月初，抵达上海，前往安徽省安庆语言学校接受训练。历时半载。经初级语言考试及格，分派到顺庆，预备转到保宁的医院事奉。1886年，内地会在保宁（今阆中）建立宣教站和医院。保宁是在大巴山脉与川中地区的接合处，为嘉陵江流域重镇。保宁宣教站由老传教士巴光明牧师亲自负责，有同工葛慕贞姑娘协助；医院由郭磊医生以及护士维四张姑娘主理。

顺庆宣教站由师德义牧师夫妇主持，有同工姚如云牧师协助。师夫人是注册护士，可协助刚到达的白医生。除传教士外，还有中国同工，姚牧师到农村巡回布道时，用照相机拍下了任牧师在场院的露天用挂图传播福音的情形。

1934年，白医生抵达顺庆时，传来红军压境的消息。嘉陵江流域一带，因政府军力强大，仍能维持地方安宁。宣教工作继续，总会续派新传教士，如白医生、雅克生医生等扩大医疗宣教事工。许多发生战事的市镇，都有内地会的宣教站。透过当年宣教士们写下来的记录，可以得知一二：1934年2月，苍溪李贵真姑娘：宣教站被军部征用，兵士做饭不小心，引起火警，烧毁了十六个房间，只有会堂和门房得以保存。

7月，傅牧师陪同中华圣公会侯礼敦主教巡视东部，目睹各宣教站，不是被毁于战争，便是被军队占用。在恩阳禾被抢掠一空的福音堂内，侯主教在乒乓球桌上与十二位信徒，围在一起守圣餐纪念主。这班信徒，失掉家业，不少还受到官兵的监禁和毒打。在巴中礼拜堂聚会的信徒中，均有亲人死在官兵的手中。8月，万源失守，红军沿着后河挺进，传教士撤退。军队抓人入伍，或作劳工，情况非常紧张。9月，大量难民涌入镇内，即雇船把必需品放在船上，婉拒军队征用。18日，营山的传教士撤退到步后，知道红军将兵临城下，翌日启程，前往顺庆。

1934 年9月，65位孤儿花了13天时间从仪陇撤退到顺庆。1940年，艾伟德姑娘带着约100名孤儿，从山西，一路走到陕西；这是中国宣教史上一段天伦之乐的插曲。仪陇孤儿院是贝月芳姑娘亲手创办的，经过二十多年艰苦经营，很有成就。不幸的是贝姑娘于1931年染上伤寒症离世，由高恩海姑娘及白锦荣姑娘继续负责，难民涌进仪陇时，为孤儿设想，去到较安全的顺庆避难。他们分成三队，最小而无法步行者，由王姑娘带领乘车先行，高、白二姑娘与19名年长的女孤儿居中，其余的跟着傅先生夫妇在后，一起步行到新镇坝最近渡头的地方。但是已有成千上百的难民同时挤拥过江，这群孤儿连接近江边也不可能，加上谣传红军已接近十六里外，镇内守军准备撤退；正彷徨之际，接获侯主教来信，说保宁传教士从水路撤退，并带了一艘船来接应他们，真是一大喜讯！

原估计船抵达的时间是下午，于是沿江向上游行了两里，找了一方便上船的地方。可是一直没有船来，第二天仍没有。失望之余，傅先生终于找到大船愿意接载这群疲惫不堪的孤儿，但过了嘉陵江后四野无人，只好在江边饥寒交迫地度过一夜，雾水把他们的被铺全都沾湿了。

翌日继续起行，没法找到房屋，南部来信说军队不准船只航行，无法前来。再过一天，找到一房子可以歇息。同工梁先生接到古主教的来信，说因用外国护照，军队肯放行两船，各人立刻赶到江边，不久，果见两船沿江而下。

来到淡利溪（今之正源镇），一船造浮桥被军队封锁，待军队撤退后，即予焚毁，故不准航行。高、白二姑娘得知还有五里便到本江（今之江陵镇）的福音站，便带着孤儿们徒步上路，晚上到达时，才知道福音站已被军队和难民占据。幸而军队愿意让步，才不致露宿街头。翌日，听说还有七里便是顺庆，上午十一时半起行，到晚上，大家已经十分疲倦，小的甚至哭了出来，只好睡在茶店的台上。幸接到消息，船获特准通过，原来是保宁的维四张姑娘到军部请求通行时，见一军官腿部受伤，主动帮助治疗，并请他代为延见最高指挥官，原来他就是。如此一来，船获准通行，大群孤儿破涕为笑，回到船上。9月24日，终于抵达顺庆，传教士们放下心头重担，白医生则忙碌不停，为这群逃难的孤儿作身体检查。

1934年，白理民医生初抵顺庆时，适应一段时间后，调往保宁医院，与郭磊医生同工。郭医生比白医生早到两年，是当时特别号召的二百位宣教勇士之一。战争带来的破坏，使各地成为焦土，民不聊生，遍地饥荒，导致大量难民涌到。郭、白两位医生是唯一的医疗传教士，他们都忙不过来。白医生一直留在顺庆工作，直到1936年春。

1934至1936年间，许多都是战乱逃难及宣教站遭破坏的消息。在战云密布中，传教士仍不断工作。白医生在顺庆的诊疗所，每天挤满病人。1935年初，郭医生逃难来到顺庆，大家一起工作。红军渡嘉陵江西走后，郭医生便北上，重开保宁医院。

1935年5月，川东的监督韩士杰牧师和郭医生返抵南部，只见宣教站的门窗，或被破坏，或被盗拆，会堂内只剩石制的洗礼盆。三年来，经过不同军队的征用，剩下的都是破烂的房子。物业虽有损失，但信徒幸免于难，其余的福音站，大都遭到很大的破坏，信徒受到很大损失。

8月，渠县费爱思姑娘来信，战乱后，很多人对福音表示欢迎，星期六下午少年团契及主日学，均照常举行。周口的赖友德牧师来信，在市集的日子，有许多人来会堂听福音，主日崇拜更超过一百多人。1935年10月，各地传教士齐集渠县参加为期一周的川东传教士退修会。白医生没有出席，由郭医生代表，因保宁医院一切设备全失，添置仪器和工作人员，非一朝一夕可成。因此，两位医生建议：“利用宣教站可用的地方，开设临时医院，由郭或白医生驻诊，过一段时间再搬，直等到保宁医院重开。对教会来说，医疗传道是撒种工作，当地教会负责向病人传福音。按郭医生估计，他做过的手术中，百分之八十五可以在临时医院做。同时，这也是公共卫生工作的一个部分，对区内的老百姓均有好处。”

红潮过后，各宣教站渐渐复原。但在1936年7月，四川省发生严重旱灾；150个县中有141个灾区，灾民3500万，估计逾百万人死亡；单是重庆市两个月便有近3000人死亡。1937年，白医生回到保宁医院，在救治大量灾民时，染上了致命的伤寒症，1936年5月16日，在保宁安息主怀。离世时年仅30岁，他在中国工作了三年半时间。

（选自《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