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基同盟与本色运动（五）
这样，可以见得无论中西人士，一致承认中国教会必须脱离西洋色彩，就是上面所说“要消除洋教的丑号”，这便成为提倡“本色教会”的目的，而使基督教完全成为中国的基督教。在这个运动之中，附带地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脱离不平等条约”的关系，一个就是“收回教育权”。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最大的不幸，就是与不平等条约发生了关系，因此，引起一般人的误会。要消除这种误会，非使基督教脱离不平等条约的关系不可！一般觉悟的基督徒，不约而同的有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鉴于各地基督徒的舆论，曾发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同时，西教士中有司徒雷登等联合请求政府脱离传教条约的保护，湘潭美教士梅知理等亦宣言废除传教条约。《武汉基督徒革命运动宣言》中有“我们很欢喜‘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已经通过赞成及宣言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了，我们一致拥护此议决案。我们不要基督教建立在炮舰政策之基础之上，更不愿以什么武力为福音之后盾”。又说：“关于收回教育权一项，我们一致赞成，我们要使教会学校都归中国教会自办，受中国政府之监督。”“广东基督教协会”也有宣言：对不平等条约，则主张废除，对收回教育权，则定有大纲。全国基督徒团体，莫不发表宣言，有“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此外在一般基督徒的言论中，有不少类似的话，例如徐宝谦在《反基督教运动与吾人今后应采之方针》文内有：“我以为中国基督徒当此时机，应参加反对不平等条约（包括传教条约）及收回教育权各种运动，使人们得知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并无何种不解的姻缘；使人们得知基督徒爱国之心，不居人后。”施云英女士在《基督徒学生应如何尽力于国际友谊之改进》文内，也有“在中国的西教士，大都不知道不平等条约的不人道，我们基督徒学生如能平心的向他们说明条约的真相，至少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再说现在已经有许多西国教士觉悟了，他们竟愿大胆的向他们的政府请求废除传教保护条约”。又说：“如能将种种不平等条约宣告各国青年学生，他们亦定有相当的同情。”比较激烈的言论，更有如徐谦所云：
反基督教的基本观念，就是反帝国主义，认基督教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不是一种批评，乃是一种事实，这是不容否认。……假使外国传教士要否认这句话，就可以问他们宣传基督教，既有救人目的和牺牲主义，为什么要用不平等条约作保障？传教士自动的入到反教的地方，牺牲了性命，反要中国割地赔款，这不是为帝国主义之工具的明证么？
徐氏是基督徒，他本来很为基督教辩护，至此态度大变，这几句话与非基督徒口吻，如出一辙，我以为说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则可以，说基督教就是帝国主义，未免有些冤枉。徐氏又说：“冯同志（即冯玉祥）亲口向我说：我从前做基督徒，听牧师讲，只以为专是救人的，现在我听了你的话，才明白基督徒是应该救国的。五卅事件发生后，冯同志通电中外，大骂帝国主义基督教。以上证明我的确是个反基督教的分子了。”但是他声明他是反基督教而不是反基督徒，意思就是对于教会表示不满，对于基督还是相当的信仰。至于张纯一、聂云台反对得更利害，从反对教会而牵涉到教义上去。这些人本来都是基督徒，而且是很热心的基督徒，他们这样突然地改变，站立在反对的方面，很显然的是因为不平等条约的关系。更进一步，甚至有主张革命式的独立，例如武昌“反基督教大会”议决案等五条：“全国的基督教堂，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徒，一齐独立起来，离开一切外国神父牧师的统治，向一切外国帝国主义者，为本国民族自由而战。”广东协会有一条议案说：“凡外国差会现在所辖各项事业，应于最速时间内移交大会接收，以后外国差会停止管理行使其向有支配教会事业之职权；所有人材经济之助力，亦概由大会或大会特设之机关支配之。”兰州教会发出宣言：“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开会议决，纯粹由华人组织‘中华基督教会’，与西国宣教师完全脱离关系，务期自立自传自养。”桂林教会亦有相同的宣言。其他各处都有这种教会自立的酝酿，许多教会都改称为“中华基督教会”，取消原有的宗派名称。这些所谓自立，简直带点革命性的独立了。而可以说是从反基运动而来的反应。
至于“收回教育权”的事，乃是由反基运动变而为反文化侵略运动，基督徒也有很多表同情的。教会教育权，本来操在外国人手里，各自为政，多不向中国政府立案，中国政府亦无从管理。国民政府鉴于国民的一般舆论，与统制教育的重要，乃于1926年颁布了私立学校立案规程，中间最重要的有五条，就是（一）组织校董会。（二）不得以外国人为校长。（三）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四）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生参加。（五）依限呈请立案。这规程大部分是指教会学校而说的。同时教育部又对教会学校发一布告，有“凡外人捐资设立各等学校，向教育行政官厅请求认可。学校校长，应为中国人，为请求认可之代表人。校董会应以中国人占过半数。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等条文。这种法令，最使教会学校当局有些为难的，就是限止宗教传布，取消宗教科目，认为与教会设立学校的原意有背，所以对于立案问题，颇费踌躇。但是经过了多方的研究，与一般基督徒的舆论的督促，各教会学校大都先后呈请立案了，只有极少数的学校尚未履行（如“圣约翰大学”等，至今尚未立案），但是在立案之后，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困难。这一点也未始不可以说有反基运动促成的力量在内。
总之：这一次的反基运动，对于基督教不但没有什么害处，却相反的成了基督教的诤友，而蒙受着极大的利益和进步。至少可以使中国基教徒觉悟到自身的责任，变更了西教士在中国教会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