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事工——布道（一）

这里所说的基督教事工，是专指更正教（即耶稣教）而言，因为我们对于天主教，除了前面已经略略说过以外，其他实在所知不多。关于更正教的事工，我们可以说的，大约有五部分，即布道、文字、教育、医药和社会。依次加以叙述。

一、布道

所谓布道事业，从广义方面说来，下列的各种事业，都是布道范围内事；但这里所说的，只是指用口舌宣传的一方面。说到这一方面，我们知道是更正教所特别注重的一件事。当更正教初入时期，即注重于向大众或个人演讲，或散发印刷小册及单张等工作。从1856年以后，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旅行，因此，更正教教士的足迹，几乎踏遍到全国；他们常常带些单张传单，上面刊着《圣经》章节或简单的基督教教义，到处宣传。这在天主教看为是一件不大庄重的事，而更正教却认为重要的工作。第二步设法在商埠与城市中，租赁或购买房屋，作为布道机关。那时候外国人要租赁房屋非常不易，不要说在内地，就是在开放的商埠上，也感到相当的困难。因为条约上并没有外国人可以置产居住的明文，不过传教士若然得着了住屋或地皮，中国政府亦并不加以压迫，当地官厅亦不能不加以保护。

既经成立了一处布道机关，往往建立起礼拜堂、谈道所、医院、学校、住宅等等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大概是在城市之中，用红砖砌成的西式房屋，足以引起当地人民的注意或反对。又由此推广到邻近村镇，在热闹的大街上，租赁商店房屋，成立一小礼拜堂，有中国协助传道者居住其间，作非正式的讲道，随时招待邻近的人民往来谈道，从个人的接触上，渐渐引人信仰。在城市机关中的谈道所，亦有同样的设备，如同一种应接室，用中国固有的礼节接待来宾。

礼拜堂是专门作崇拜之用，与村镇间的小礼拜堂不同。但是这种礼拜堂，最初是异常简陋，或用中国旧屋改成的，或特别新建的，或用西洋的形式，或沿中国的旧制，颇不一致，但都不很注意到美化的装饰。当时因男女界限分别极严，所以当礼拜的时候，大都是男女分坐，甚至有在中间隔以屏风。礼拜的仪式，不过是唱诗祷告读经讲经而已。所唱的诗，都是从英文翻译的，而用外国的调子。在中国的习惯上，实在非常陌生，所以唱来不甚好听；同时，在翻译的词句上亦甚俚俗。其《圣经》与《赞美诗》，间有用本地土白译成的，如有所谓福州土白、广州土白、上海土白、宁波土白等类，在宁波更有罗马字拼音的土白，使外省人完全不懂。祷告的口语，是临时随口说出的，虽不十分美化，却实是心灵中自然的呼吁。除了圣公会有比较固定的礼节外，其他都十分简单，没有中世纪及天主教的繁文缛节。在一个总机关下，分设出若干市镇乡村的小团体，即上述的小礼拜堂，因于这小礼拜堂，是渐渐由于当地的信徒组织起来的。而这种信徒的来源不一，有藉医药，有藉教育，大多数是由于个人的友谊而来的。小团体中必有一负责传道的人员主持其事，普通称他牧师。而总机关里的最高当局，或称为主教，或称为监督，或称为会长、总牧等等不一。此最高当局，必须计划每一个小团体的经费，每年中有几次巡视各堂，负监察、施洗、指导、训诫等等责任；有时亦为之解决问题，调停纠纷。这些小团体，有称为堂会的，亦有称为区会的，总之是总机关—或称总堂—的基础。每一公会，必有如是的总堂若干处，隶属一总主教或监督之下，每年开全体会议一次，称之为年会或年议会，聆取各部传道人员与牧师等的报告，以计划未来的种种布道工作。这是各公会在布道方面组织的大概情形，因各公会在名称上、系统上略有不同，在此只能笼统地说起。

上面是说到在礼拜堂以内的布道情形。还有许多在礼堂以外的布道，例如：沿街布道，值热闹市区，或茶肆之中，一面分散印刷品或《圣经》，一面也有用《圣经》故事图画，或用手风琴随拉随唱，晚间或用幻灯影片，使途人麇聚，然后传道者站立在较高的阶沿上或板凳上，向众讲演，所讲的大都是“上帝如何创造天地”、“人类如何犯罪”、“耶稣如何降世”、“如何舍身赎罪”、“信仰可免罪得永生”等等问题。后来扩大范围，有举行篷帐布道，其法就一空隙的广场，支搭一座大布篷，可以容纳四五百人之多。排列着许多长凳，正中设一讲台，悬挂了许多标语宣传品之类。用大字写些布道诗歌于白布上，有风琴或其他乐器和唱，按日有几次演讲，如是举行一星期或数星期不等。也有用这方法在礼拜堂内举行，每礼拜总有几次在晚间或白日举行所谓开堂布道。有时请得著名人物举行演讲，或讲科学，或讲时事，或讲耶稣道理。当1913年美国布道家穆德与艾迪游行远东布道，先在日本与印度演讲，后来到了中国，在十四处大城开布道会与科学演讲会，听讲者有137579人之多，立志研究《圣经》者有7057人。次年艾迪又重来中国，在十二大城市布道，听讲者有121730人，签名入查经班者7000余人。当时担任翻译的有王正廷、诚静怡、温佩珊、曹雪赓等人。事前由当地各教会联合筹备，组织祈祷会，训练招待员，以及张贴广告之类。更预定较大会场，在上海曾借大舞台戏院为会场，每讲可容二三千人。讲题大概为“中国之转机”、“中国之希望”一类爱国思想，把中国情形详加分析，而后归结于耶稣道理与国家关系，一般青年学生闻而受感，签名研究。教会对于这些签名的人，担负起善后栽培工作。组织研究会查经班，因此受洗而为基督徒的，为数也颇不少。这种布道方法，实为中国布道工作上一大兴奋剂。此后各处教会，往往仿效而开联合大布道会，请余日章、饶伯森、王正廷、丁立美等人讲演。特别是饶氏，带了科学仪器，到处演讲，颇受各处欢迎。这些都可以称为群众布道，有时也能收到一些效果，至少能使一般人知道“耶稣教是什么”一点知识。同时，在演讲耶稣道理之外，也常讲到普通知识，如提倡卫生、破除迷信、公民常识、识字等等问题，也可以当作一种民众教育。而在这种举动中，需要多数男女教友的帮助，所以做牧师的责任，不独要训练教友们信德上的上进，更是要训练教友们布道的能力，使教友能在这种场面下做布道工作，亦能做个人布道工作。说到个人布道，收效实较群众布道更大，天主教所以只注重个人布道而不注重群众布道，就是为此。实则两方面都有他的功效。耶稣尝以捕鱼比喻布道，说“得人如得鱼”，这里可以说群众布道是用网捕鱼，个人布道是用钓捕鱼，两种方法都可以得些鱼。不信，请看利玛窦当时用个人布道的方法引导了许多学者信教；而梁发在考场外分散书本，用群众布道的方法，也吸引了些信徒。这些从群众布道或个人布道所感化来的所谓慕道友，到怎样的程度，方才可以允许他受洗进教？各公会的意见不很相同，有的以为只要有信仰便可以，有的以为非培植到有相当程度不可。总之，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培植，是大家认为极其重要的事。所以主日学及《圣经》研究班等组织，与每礼拜举行崇拜听道，有一样的重要。不但使受训练者能了解一切多妻、赌博、鸦片、拜偶像、择日、风水、早婚、离婚、偷窃等种种行为应该彻底拒绝，更使他们有博爱、牺牲、服务的精神。不然，便会引起意外的不幸。初期天主教与更正教因求数量上的增加，训练工作不能充分的缘故，有些不良分子，抱着别种目的，进入了教会，不免有包揽词讼、藉势欺人的事，神甫、牧师受其蒙蔽，出头与官厅交涉，特别在天主教中常见的事，成了闹教仇洋的原因。所以后来更正教中以教士干涉词讼为大戒，而努力于教友信德的培植；使教友都能洁身自好，不求个人的利益。以前的教友，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人，一下子要训练他们成为有力的教会主体，自然不很容易。因为当时的人数既不多，经济也不宽裕，又是大都藉教会生活的人，所以免不了有人说信教是吃教；这些教友，要他捐款来维持教会，不但事实上不可能，也是没有这种习惯。所以教会便注意到人材的训练，努力计画设立高等传道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