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事工——布道（二）

在1900年以后，便有许多合格领袖继续产生出来，在教会里担任各种不同的职务；也有女传道人员，担负向女界布道工作。这时候在每个教堂里，差不多都有中国牧师，也有许多协助布道的人，如同沿街分发宗教书籍的，领导各种聚会的，大都是中国人。这些人多半是半路出家，很少有从小信奉基督，献身为传道的。到了后来，方有许多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青年，他们从小就受着家庭的宗教教育，立志做布道工作。这些大概是在教会里训练成功的，他们跟着牧师实地练习，像中国从前“拜师父”的情形一样。或者有时候教会为这些人开一个会，如“夏令传道会”、“传道研究会”之类，规定学习的功课，与领袖们的演讲，继续着一二星期的训练，也造就了许多合适的人材。1866年乃有正式的神学院产生。英国长老会首先设立一所“神学院”在厦门，1869年荷兰教会也在此设立了一所“神学院”，到1884年两院便合并起来。那时教会都注意于神学的设立。福州在1874年圣公会也设立了一所，1879年上海“圣约翰大学”里附设神科，次年便有13个学生。此后不但神学的数量逐渐增加，而程度也日愈提高。据十年前的调查，中国现有神学共13处，“圣经学校”有50处。比较著名的，如奉天的“基督教神学校”，北京“燕京大学神科”与“华北协和神学院”、“妇女圣道学校”，济南的“齐鲁大学神科”，南京的“金陵神学院”、“金陵女子神学院”，上海的“沪江大学神科”、江湾“圣经学校”，福州的“协和神学院”，广州的“协和高等神学校”，长沙的“湖南圣经学校”，湖北的“荆州神道学校”、滠口“信义神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神科”，与保宁“神道学校”等等。肄业的学生，大都是高中以上程度。这些神学，起初程度很低，从“圣约翰神科”用英文教授神学生，以及其他神学课程，都渐合大学程度，并且有许多既经毕业，又留学欧美而有很高深的造诣，所以在现今中国传道人中，有不少的留学生，也有不少的神学博士，普通传道人非毕业神学，即毕业某种高等学校或大学。同时，又提倡学问的自修，各公会都规定传道人必修的课程，经过相当的考试及格以后，方能升为牧师。尤其注重中文训练与文化的研究，不但各神学提高中文程度，并且常有悬奖征文的事，如“广学会李提摩太纪念征文”之类。可见中国布道人材的日见增加，并且把中国布道责任由中国人自负起来。更因受着庚子年的教训，觉悟到中国教会非自立自养自传不可；于是有中国热心教友，组织了中国自立会、中华基督教会，以及原有各教会，莫不向着这一条自立自养自传的路上迈进。同时，更合全国基督徒力量，发起“国内布道会”，向蒙古、云南、东三省等处担起布道的责任，使中国基督徒布道的力量得以向外发展。这里略将“国内布道会”的经过附述于此。

“中华国内布道会”于1918年开始赴云南布道，1922年推广到东三省的黑龙江，次年又推展到蒙古，所有经费由全国更正教徒所捐助，由诚静怡、蔡苏娟、陈维屏等21人为执行委员，聘请李琼阶为执行干事。成立之初，即由发起人胡素贞在香港联合各公会信徒倡议组织“协进部”，同时，在直隶方面，亦有顺德的刘汝刚医士和长老会几个信徒，相继成立同样的“协进部”，从此南北二京和其他城市中，闻风兴起，继续设立“协进部”有80余处之多。“协进部”的责任，除代祷宣传之外，更努力于捐款，成为中国人自己负责的布道会。在云南工作的地点，有云南府、禄丰县、个旧县三处，首先创办女学校和幼稚园于云南府，颇受各界欢迎。初往工作的，有林藉恩医士、陈玉玲女士、陈铁生牧师，成绩甚佳，香港“协进部”捐助建筑8000元，当地绅商学各界领袖热心赞助，代募捐款，为建筑新会所和礼拜堂之用。对于布道教育医药各项事业，都有充分的发展。黑龙江布道工作，成立于民国十一年，同时在哈尔滨设立“协进部”，负责管理一切经济人材事务。布道地点，共有八处：（一）大黑河，由史世良牧师主任，至民国十六年已有教友79名，经济已能自养。（二）北安镇，由朱辑五君主任，已有教友76名。（三）克山县，由张成仁牧师主任，又在城东设立分堂，教友已69名，有自建的新会所，并筹备自立。（四）拜泉县，由金秉权君主任，有教友109名，慕道友294名。（五）海伦县，由王仁甫牧师主任，教友有104名。（六）省城卜魁，由于作霖牧师夫妇与李秀华君在此工作，教友有93名，募款3500元，购买平房19间为新会所之用。（七）嫩江县，由信徒自行组织布道团体，并组织基督徒新村，定此为职业布道区。（八）海拉尔，虽为交通要道，然教会较为幼稚，仅有教友14名。至于蒙古布道工作，早为国人所注意，及至民国十二年年会中议决实行，先行组织“蒙古布道筹备会”从事调查，虽已筹得开办费2000元，然以人材经济没有充分准备，未能实现。同时，其他分会也有国内布道团体的组织，如监理会独力在东三省开发，设总部于哈尔滨，类如此种的团体，有20余个之多。此可见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基督教一面谋所以自养自立自传，一面更担负起向外布道的责任来。现在更有人注意到除上述三处外的新疆、西藏、青海等边陲地方，以推广其布道工作。1930年翟辅民牧师发起过国外布道，向南洋群岛及安南、菲列滨等处华侨布道，以王载为团长，成绩亦甚佳。

（沪中青年义勇布道团）

此外，尚有几个布道团体：（一）“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于1910年由山东潍县“广文学校”发起的，初名“义勇布道团”，推丁立美为干事。1914年改称此名，添聘王善治为干事。游行各地，向学生们演讲布道工作的重要，唤起一般基督徒学生的热心，因而立志终身传道的，每年有百余人签名。全国成立支团有13处，团员1170人，决意传道的530人，入神学预备的87人。（二）“湖南逐家布道团”于1911年由长沙内地会葛荫华牧师与萧慕光牧师发起的。初仅团员6人，后因团员增加，分成南北两队，南队由杨熙少带领，布道于衡州各属，北队由萧慕光带领，布道于湘阴、平江等处。共有团员28人，游行布道，携带各种单张小本《圣经》，逐家分送，五年之间，曾进107000余家中布道。（三）广东“河南布道团”，于1912年，由杜女士等发起。广东有在水上聚族而居的蛋民，杜女士特造“启明福音船”，专向他们布道，该船可容百余人坐而听道。杜女士常住船中，日则与布道人员分向蛋家船中谈道，夜则招集蛋家在船中演讲，并且赠医施药，就诊者甚多。1914年又创立“义学船”，教育蛋家儿童，其效亦甚大。（四）“上海车夫听道处”，又名“维持人力车夫会”，于1913年由英人马达生创设的。马氏乃巡捕房总巡，目击车夫的困苦，在身心两方面予以帮助。初在开封路租屋一间讲道，后因拥挤，乃改租阿拉白司脱路房屋二间。每日晚间讲道，并有教授识字、卫生讲演、练习唱歌等工作。寒天准其借宿，且施粥一碗。患病的送“仁济医院”免费医治。每礼拜有一次专为车夫妻女讲道。又在嘉兴路添设分堂一所，有一年逾四十之车夫，勤恳夜读，后竟获得知识，改营他业。受洗人数，每年约有数十人。其造福于人力车夫，实匪浅鲜。（五）“福州旗族布道”，光复后旗人生活异常痛苦，福州公理会卫玛玳女士，薛子隐学生，发起向旗人布道。设查经班四处，每星期分两处礼拜，各有七八十人听道。后见旗人生计困难，设立“妇女工艺厂”。因而进教者有80余人。后又开办女学、半日妇女学校、幼稚园、阅报所、施医局、晨光小学等事业，成立了一个很兴盛的教会。（六）“香港海面传道”，亦向海面生活的蛋户布道，成立于1913年，购船装修，2月1日行下水礼。聘邵天赐为传道员，并设小学于船上。进教者甚多。又资助梁美好女士入妇女传道学校肄业，并资助有志学道之男子多人，养成传道人才。（七）“上海基督徒布道团”，借麦家圈天安堂为会所，推严忱热为团长，团员有112人，分队四出布道。夏令在公园中露天演讲，因而记名慕道者亦不少。（八）“监狱布道”，首由北京青年会发起，各地皆有同样的工作。（九）“回民布道”，中国各地散处的回民甚多。热心基督徒组织团体，进行此项工作。（十）“上海布道福音车”，由荣耀会主办的，于1936年出发至南京沿途各乡村布道，放射影片及用无线电收音机播音。（十一）“福音广播电台”，由王完白等发起，上海各教会机关轮流布道，后请竺规身牧师主任其事。上述为比较著名的布道团体，大都由华人发起而负责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