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事工——文字（一）

更正教初入的时候，即已注重用文字来布道。马礼逊、米怜等创办印刷所于马剌甲，并且努力翻译《圣经》，梁发更撰著了许多小册和单张，即已开其先河。此后继续来华的传教士，莫不十分注重，迄今一百多年，欲加一全盘的统计，很不容易。当1867年时，有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牧师开始调查所有作品，撰成《1867年前来华传教士列传及著述》，经过四十余载，未尝加以修纂，直至1907年季理斐补充再版。1916年“中国续行委办会”基督教文字委员部，鉴于该项工作的重要，原拟聘请中西各一人，用一年的工夫，专事调查全国基督教书籍，重行编纂，卒因人材难得，遂商请汉口雷振华牧师代理，1918年撰成一《教会书报目录汇编》。他在这目录中用英文将全国教会所有机关出版书籍，一一加以说明。1930年“中华基督教书报发行会”，曾拟修改前书，没有成功。1933年由上海“广协书局”，收集各书局目录，编成《中华基督教文字索引》，同时根据《出版界》每期所载新书，随时补入。1938年又增刊一续编，这可以说是基督教最近而完备的目录。据雷振华氏当时的报告说：

教会出版之书，共计二千八百余种，调查时以书面多少为等差，五十面以上者为大册，五十面以下者为小册，仅一面者为单张。此项单张，共805种……小册共993种，只467种可以列入教会书林；大册共1002种，有350种，不得列入教会书林之内。

可以列入教会书林的书，共1119种，计分：宗教、自然神学、圣经、教义、灵修、讲道、教会、宗教史、宗教与科学、卫生、伦理、小说、传记、教授法、杂记等十五类。未能列入教会书林的，如医学、算学、格致，以及其他有时间性与公会界限等书。1938年所增补的有3500余种，其间布道单张及招贴约1000种，医药及教科书诗歌种类约1000种，可以列入教会书林的有1500种，合计当为2600多种。最近二十年间所增入的书，有永久价值的，比较前期为多。可以见得基督教在文字方面，质与量皆有相当的进步。在这书目里，也有少数天主教的著作，而天主教著作的黄金时代，当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时代，现在似已成过去；从天主教索来的书目观之，近代作品，数量甚少。以天主教所有著作，必须经教会当局的核准，不若更正教的自由。惟其太自由，所以在质的方面，反不若天主教的精审，是无可否认的。

更正教中发行及出版的社团，有69处，其间要以广学会、青年协会、圣教书会、浸会书局等的历史最久，出版最多。他如兴华报社、基督教教育会、信义会书报部、基督教协进会、基督教文社、女青年协会等，出版亦不少。至于发售基督教书籍的书坊，有130多处，在上海则以“广协书局”为最集中；其他男女青年会，及各教会机关与大学中，往往附设售书处。

现在我们应当首先述说的，厥为《圣经》翻译的经过。这一件事本为历来教士所注意。当第7世纪景教传入中国之初，即有“翻经书殿”的事，大约当时已着手翻译《圣经》，究竟成绩如何，以彼时印刷尚未大行，现在却无从考证。至十七八世纪天主教亦曾翻译《圣经》中的数部分，大约并未刊印。马礼逊在未到中国以前，已留意于翻译《圣经》的事，既到广州，用六年工夫，将《新约》译成，就在广州雕版印刷。又从事于《旧约》的翻译，至1823年完成，在马剌甲印刷。他用十六年光阴完成这伟大的工作，得着“大英圣书公会”济以巨款，乃得印成。同时，在印度锡兰浦地方有教士名马士曼亦曾翻译中文《圣经》，在1822年完成《新旧约》，用活字木版印刷，这可以说是中国印刷上新纪元。1842年以后，向来只活动于南洋群岛的教士们，得有机会迁到香港，便公开地从事翻译工作。他们对于马礼逊所译的《圣经》，觉得在文字上有不甚妥当的地方，组织一个委员会，重行翻译，希望得一文字较优的中国《圣经》，自1852至1854年完成，名曰《委办圣经》。同时，裨治文与克陛存（Culbertson）译成的文理《圣经》，于1862年出版。在1866年至1872年间将马士曼译本修改两次，曾印数十万本发行。此外，尚有许多人各别翻译，至1877年已有译本11种。凡此皆初期教会上所应用的《圣经》，然各教士尚以为未尽完善，乃于1890年开会于上海，推选委员会重译，于1907年出版《新约》，名曰和合译本。同时，在北京的天主教士，亦译成一文理《圣经》。

先是在1885年汉口杨格非译一浅文理《新约》，1889年有包、博二教士合译的《新约》，与施约瑟独译的《新约》，均为浅文理译本。1902年浅文理《新旧约全书》方始付印。初期教会所译《圣经》，都注重于文言。但后来因为教友日愈众多，文言《圣经》只能供少数文人阅读，故由高深文言而变为浅近文言，再由浅近文言而变成官话土白。第一次官话译本，乃1857年在上海发行，第二次1872年在湖北发行。1874年乃发行《旧约》。杨格非也于1889年译成官话《圣经》，直至1907年始有《官话和合新约》，1919年《旧约》亦完成。此为最近通行的译本。至于土白《新旧约全书》，有上海、苏州、宁波、台州、福州、厦门、兴化、广东等。客话及汕头、海南岛、江宁、温州等地只译成《新约》或《旧约》的一部分。对于滇、黔苗族，已译成客家、花苗、家、力及犴夷等苗文《四福音》。另外有蒙文《新旧约全书》、满文《新约》与汉满文和合的《四福音》，西藏文的《新约》与《旧约》一部分。在长江流域，尚是一种用罗马字拼成土音的《新约》或《旧约》，宁波最为盛行，使一般不识字教友有极大的便利。为供给盲人用的，另有高凸字《圣经》。

当时在《圣经》翻译的问题上，有许多困难问题，大都由西人主任，而聘华人执笔，为欲求文字的美化，不免要失去原文的意义，为欲符合原文的意义，在文字上不能美化。文言文不能普遍于普通教友，于是有官话土白，而官话土白又为当时外界所诟病。却不料这种官话土白，竟成了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锋。还有翻译在God这名称时，几乎蹈天主教的覆辙而引起纠纷；有主张必须译为“神”字的，但也有仍旧译为天或上帝。在浸礼洗礼的名称，圣灵圣神的区别，曾有小小的辩论，幸而两方面并不十分固执，终至于各行其是而已。无论哪一种译本，皆由圣经会印行。在中国的圣经会有三个：一曰“大美圣经会”，二曰“苏格兰圣经会”，三曰“大英圣书公会”。前二会在1856年以前就来中国。1862年“大英圣书公会”始来，派以前在伦敦会服务的伟烈亚力为经理，除督理印刷工作外，又到各处去旅行。在他的指导下，雇用几个外国人及许多中国人沿街叫卖，分散《圣经》及书籍，因此，《圣经》得在中国流行，直至1877年因目力衰弱而辞职。“大美圣经会”亦努力工作。《圣经》推销的工作，增加得很快。“苏格兰圣经会”，原是由几个旧团体在1860年联合办理的。1863年派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为第一任经理，办事处设在汉口，到1890年有9个外国职员，100个分书人。这些圣经会最初的政策，原是把《圣经》赠送人的，后来因为要中国人重视一点，略为收一点代价，所以每年要耗去巨大的经费。得着各传教团体的帮助，使《圣经》渐渐地著名了。虽然有些学者鄙视它的文字，却至少能知道有《圣经》这本书。中国基督教女教友送给慈禧太后一本很美丽的《新约圣经》，做她60岁的寿礼。后来光绪帝也向教会要了一本《新旧约》。在1914年的报告中，三会所售出《圣经》总数，为18027816本。又据力宣德报告仅1935、1936两年中，售出9304562本。由此例推，又知三会售出总数，差不多可以到一万万本，其工作的伟大，可以想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