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事工——文字（二）

其次则有许多发挥教义的作品，一方面借以介绍给非基督徒，一方面勉励和联络基督徒。有用文言的，有用白话的，有些名词是基督教创造出来的，有些名词是从佛经中借用的。当1877年上海会议时的报告，说有43本布道书，521本神学书，25本传记，82本问答书，54本祈祷书和礼节书，63本赞美诗，7种刊物，101张单张。这些作品，大概是传教士在传道之余由中国人执笔而写成的，差不多都是由英文翻译的，这时候中国领袖能写作的还是很少。特别是刚刚开始的科学书，不但在教会所设的学校里要采用为课本，即教外所需求的，也必仰给于教士的翻译。在1877年会议中也委派负责人员，供给学校的课本；总编辑是由傅兰雅（John Fryer）担任。他在1890年会议时报告说：译成的有算学、化学、物理、地理、音乐、生理卫生、天文、历史、哲学、神学、教育、法律等书。同时，也有其他传教士译出同类的书籍。这些西教士不但把西方学说介绍到中国，并且比较东西文化，很受一般进步的中国人所欢迎，成了后来中国革命的导源。有些作品，大都是文言的，为的是要得着当时学者的尊重；惟有关于宗教的书籍，大多是白话的，甚至有些课本是用罗马字拼音的，希望容易普及到民众。在当时的著作中，对于教育上贡献最大的，莫如编辑字典一事。起初有马礼逊所编的《汉英字典》，后来又有教士们所编的《厦门话字典》、《广东话字典》，都很给予一般研究者以便利。同时，他们把中国的古书与孔孟学说译成英文，使一般西国人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内容，引起他们对中国学说研究的兴趣。他们又编辑许多刊物。当1890年会议时报告当时已有28种刊物，较早的要算一本1874年福州的《郇山使者》。1874年又有一种《小孩月报》（The Children's News），后来就有一种《万国公报》，名为A Review of the Time，目的是把西方的思想介绍给一般中国学者。也有些英文刊物，专供传教士阅读的。此后有许多同样的刊物，在福州及上海等处发行，大概是记录教会各方面的消息。

这些书籍和报纸，都由教会自办的印刷所印行，在1895年的时候，已有各公会自办的印刷所十处，到1897年又加了一处，其中最重要的，莫如美国长老会所办的一所，在1844年创办于澳门，1845年移到宁波，1860年又移到上海，这就是“美华书馆”。最初经理馆务的有柯麦鹿、高魏及甘君，至1864年，得惠、柏诸君及狄氏兄弟为经理，1876年有何君经理，1884年始由范约翰经理。1888年费启鸿继任，在其任中，特建印刷所房屋于上海北四川路，并设发行所于北京路。当时圣经会、圣教书会、广学会一切出版书籍，皆由其承印，并且兼印教外各种书籍，为上海最宏大而最早的印刷机关。所承印的各种教会书报纸，英文如《教务杂志》及各种月报季报年报，中文如《新民》、《开风》、《福幼》、《神学通问》等报及《圣日课》，实为上海历史最久的印刷所。民国初年乃停办。1861年福州美以美会也创办一个印刷所。1899年广州浸信会由纪好弼牧师计画开办印刷所，自印出版书籍，1902年自建房屋于沙面，发行《真光报》，1912年迁移至东山，自建房屋，出版许多布道书籍，后来迁到了上海，到现在还存在。这些印刷所，实开中国新法印书的先河。

当时在教会著作界最有权威的，要算广学会了。先是1884年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有人组织一个圣教书会。到1887年此会因事解散，便将所有的印刷机器，送给在中国办理“苏格兰圣书会”的韦廉臣，韦氏于是便联络了同志，组成为广学会，来继续格拉斯哥的工作，计画编著书报，发挥基督教义，韦氏实为开创同文书会即广学会第一人。这时的中国，是在沉睡状态之中，对于世界大势茫无所知，从西方输入的学说，也不被一般人所注意。广学会着手编译书报，希望能唤醒中国的迷梦；特别注意于知识阶级，所以在1889年复刊《万国公报》，按月出版，由林乐知为编辑主任，并聘请中国学者，协助译著工作，最负盛名的，如蔡尔康、任保罗、范子美等，以极优美的文笔，介绍西洋思想与文化，颇引起中国维新分子的欢迎。后来那些主张政治改革的人，大都受着这些书报的感动。次年因为自己所办的印刷所，赔累甚多，便将印刷所停办，把机器卖给汉口“苏格兰圣书会”，而专门努力于著作方面了。韦氏于是年秋后病故，由会长总税务司赫德和几位同志商决，延聘李提摩太教士继任，乃于1891年就职。李氏于1892年遍函全国各教会领袖，征求意见，究竟现在中国需要何种书籍。有27人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建议许多具体办法；同时也有20多人应许帮助译著，供给材料。又讨论到销行的问题，与其尽量赠送，赔累太多，应如何发售以补经济的不足。然而普通书店，又不肯代售，只有自办发行所，于是成立广学会售书处，直到现在还是继续存在。这一年恰值顺天乡试，李氏乘机到了北京分送他前著的《救世教益》一书，这本书本来是他在天津的时候著成的。他对于当时的几位大臣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丁宝桢等都相当的熟悉，曾向他们条陈过许多新政，这次进京，尤多影响。其时林乐知例假回国，《万国公报》、《教会公报》等编辑，都由李氏代理。又着手编译《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出版以后，销售极多，在中国各省大著效力。

1893年，为清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各省举行恩科乡试；同时，有德国教士捐助1200元，为印刷《自西徂东》一书，分赠各省举子，并又分送其他书籍，共计送出有六万余册。那时，《万国公报》有各省教会机关代为经理，销行甚广；因此感动了几省的督抚大员，都赞成广学会工作。张之洞特捐助1600元，聂仲芳也捐助银两。招商局职员购买《泰西新史揽要》百部，分赠其同人。至1902年聂氏升任浙江巡抚，又捐助千元。以后他在浙江任内，劝本省官绅每年购买广学会书报甚多。其夫人是曾国藩的女儿，后来在1914年信仰了基督教，做热心的教友，他的儿子中有两个也做了热心基督徒，聂其杰是上海青年会著名领袖，聂其焜亦为长沙热心信徒。这都是当时所下的种子。1894年英商汉璧礼、多马捐银六百两，为广学会征文之费，其征文题目，即如何改良中国币制、建筑铁路、扩充邮政、用机器制茶制丝、敦睦外交、禁止鸦片等等切要问题，要激发当时的文人，注意于国内要政，发表改进意见。汉氏临终时，遗嘱捐银2500两，建筑广学会新会所于北四川路。这种帮助，更足鼓励他们的努力。直至1916年李氏因身体衰弱，辞去总干事职务。其时广学会的工作扩大，有6位西人在会工作，有18位华人任助译誊录等事务，财产约值25万，他自己所译著大小书册有百余种。广学会在他二十五年工作下，感动了英国的布道会，发生最大的兴趣，尽量地赞助，并且感动了多少中国知识阶级。那些维新运动的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所组织的强学会，在所办的《中外公报》上转载广学会不少的文章，李氏也曾在他们的《时事丛刊》上著了三十余篇论文。广学会巩固的基础，实在由李氏一人打定的，所以后来潘慎文这样说：“多年以来，李提摩太与广学会，二而一，一而二，广学会就是李提摩太；我们与先生同工，越接近，越令人亲爱而又尊敬。”这话实在是确评。当李公辞职后，由瑞思义继任，而李氏仍任名誉总理。当时与李氏同工的，有林乐知、高葆真、丁韪良、花之安、潘慎文等人，他们对于译著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当戊戌政变的时候，广学会书籍数百种，行销已及全国，以其时所有之著作，多半是介绍西洋学说，匡时拯俗的东西，为一般留心时事的人所欢迎。瑞思义曾亲往武昌、汉口、北京、天津、济南、广州、香港等处，实地调查，以为改进方针。增聘梅益盛、赫士等，专任编译及注释工作，季理斐与华人张纯一、杭海等撰著时论，投载教外各日报。是时伟大著作，莫如瑞、季二氏主译的《圣经字典》，其次有关发挥教义的译著多种。又刊《大同报》，以提倡东亚和平为旨，其内容虽不如《万国公报》的充实，而销路却不减少。同时，创办《女铎报》，由前南京汇文女学校长亮乐月担任编辑，有女学毕业生襄助，实为中国女界最早且最有价值的刊物。又继续出版《教会公报》，并由乐灵生编辑英文《中国教会年鉴》。此后历季理斐、窦乐安、莫安仁与贾立言、励德厚、贝德厚女士诸人相继工作，有季理斐夫人主笔的《福幼报月刊》，李路德主笔的《明灯半月刊》。《宗教伦理百科全书》，为莫安仁主编。陈金镛专辑劝世单张十数万套。这些都是比较显著的事工。华人中又有聂绍经、周云路、许耐庐、谢颂羔、张仕章以及李冠芳、沈骏英二女士等，五十年来，除出版书籍不下千种外，刻下所继续的报纸，则除《福幼》、《明灯》、《女铎》外，有《女星》、《道声》与《平民》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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