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青 | 基督教事工——教育(二)

王治心
2025-05-29
来源:中国基督教史纲

基督教事工——教育(二)


1885年的登州文会馆,实为山东基督教基础,因为有许多教会领袖,都从这里产生的。他们那些毕业生,每年捐助教会自立费,并且在1898年创办自立学塾,可以说中国人最早自办的学校。当时本有一广文大学,后来这个文会馆,就变成现在齐鲁大学的前身。1879年长老会在广州沙基创设一学校,即今日之培英小学。这个学校在1888年迁到花地,1893年与基督教书院合办,1898年分立,后者就是“岭南大学”之前身。1889这一年,也有“培正中学”设立于广州。1890年漳州成立“振兴女学”。1892年金井成立“毓英学校”,重庆成立“广益学校”。1898年在永春有“育贤男女学校”成立,成都有“华美女中”成立;同时,伦敦会在上海创立了“麦伦书院”,即今“麦伦中学”。1899年伦敦会又在漳州设立“中西学塾”。


微信图片_20250529154011.jpg(登州文会馆)


因为学校的数量逐渐增多,教育当局便觉得有互相合作的必要,所以曾经在1877年发起一个会议,结果推出一个课程委员会,这就是教会学校表示合作的第一步。进一步的合作,就在1890年组织了“中国学塾会”,目的是要推进中国基督教教育,并联络各学校的教师,规定每三年召集一次。这时候中国亦改变其教育制度,废除科举,亦渐渐注重科学的学习,各省各府纷纷地设起学校来,不过程度都不若教会学校,教授英文及科学的人才,大都仰给于教会学校。在纪律校风方面,亦不若教会学校的严肃。当时供职于海关、洋行、邮政,各方面需用英文的机关的,类多取材于教会学校,因为教会学校对于英文方面的教授,较为可靠。国家亦感到人才的缺乏,于是派遣多数学生留学日本,也派少数学生留学西洋。东西洋的新思想新制度便由此源源而来中国,不但影响到整个教育的制度,也渐渐影响到政治的改革。从基督教本身上讲,因着学校的发达,产生许多服务教会人材,使布道事业亦得因此而进步。所以在各公会的差会中,都认办理学校是一种效力宏伟的布道工作;因此,差会所供给的教育经费,反而超过了布道经费,教育事业的进步,当然更来得可观了。


试就这时期中学生人数和教友数量,略加比较,以觇其进步情形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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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那些教会学校,是被少数人所轻视的,但在这时候渐渐引起人的注意了,所以学校的人数迅速地增加起来,收进的学费与中国人的捐输,也可以供给一部分的开支,一部分教员的薪水,可以从收入的学费里支付。有些学校渐渐达到了经济自立的地步,不必仰给于教会的支持了。尤其是小学教育的普遍,差不多每个教堂的旁边,都有一所小学,男女学生并收。中国女子向来是不受教育的,从教会女学一天天地发展,女学生便一天天地多起来,女子的地位也就一天天地提高了。甚至连云南的苗族也设立起学校来。同时亦普遍地设立起幼稚园来,数量的增加,尤见迅速。在1907年有42546个男女学生,2196个中学。四年中便增加到46732个学生,校数2557个。再看小学的进展:1914年初小学校有4120所,初小学生有104841人,高小学校有268所,高小学生有13453人。


从1900年以后,基督教教育更进一步趋向于高级学校的建设了。除了一般的高级中学次第的增设,如广州的“通志英文学校”(1900),南京的“圣道书院”(1901),即“金陵神学院”的前身之一,奉天的“文会书院”(1903),后改辽宁“文会高中”,美以美会设“葆灵女学”于南昌(1903),泉州的“培元中学”(1905),信义会设中学于益阳(1906),美以美又在福州设立“英华书院”(1906),香港成立“圣士提反书院”(1903)等等中等学校以外,许多最高学府,都次第的建立起来。如杭州的“之江大学”,是在1910年成立的。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在1913年已有370学生,许多政商学界及教会中的著名领袖,如顾维钧、颜惠庆、余日章等人,都出于该校。南京的“金陵大学”在1911年由原有基督会、美以美会、长老会三学校合并而成。后来添设农科、师范科。1913年便有500学生,40个教师。1915年“金陵女子大学”亦开始成立,今称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中国基督教所办的女子最高学府。上海浸礼会所办的“沪江大学”,溯其最初的起源,则1906年的“浸会书院”,几经扩充,始成大学,建校舍于杨树浦黄浦江边,连中学有学生千余人;后来又在租界建设商学院夜校,给一般商界青年补习机会。苏州监理会所办的“东吴大学”,前已说及,其校舍建于天赐庄,有三个附属中学,第一设在大学内,第二设在上海,即从前“中西书院”旧址,第三设在湖州,即从前的“华英学校”,总共不下有1500学生。后第二中学合并于湖州,在上海所办的“东吴法学院”,即移设于二中原址。成都由四公会合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发起于1906年,至1910年始正式开办,占地60亩,在1914年有258学生,今则倍之。当袁世凯时代,中国政府曾给以相当的资助。通州的“华北大学”,属于当地“华北教育会”所经营,该会是由伦敦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组织起来的;又有“华北女子大学”,是从1905年开始由“贝满女学”改组而成的,至1919年合并而成“燕京大学”,1920年得董事部批准,遂兼收女生,可以说开中国男女同学的先河。校址设于北平海甸,规模相当宏大,在教会大学中可以首屈一指。山东济南的“齐鲁大学”,由长老会、浸礼会合办,由“文会馆”扩充而成,于1903年创始的。初仅办文理两学院,后来荆州的浸会神学与师范学校与在济南的医学院先后并入,便成现在的“齐鲁大学”。福州有一个“协和学院”,创始于1918年,又有一个“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可以说是在福州省内的最高学府,这两校学生皆甚少,久欲合并,到现在还没有成功。此外有几个业已不复存在的大学,如岳州的“湖滨大学”、长沙的“雅礼大学”、宁波的“斐迪大学”、益阳的“信义大学”、九江的“南伟烈大学”等等,亦曾造就过不少人材,但因种种关系,与他校合并或停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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