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事工——教育（四）

上列的种种统计，虽不十分正确，而基督教教育事业的逐渐进展，是显然的。综基督教在中国办教育的经过，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1900年以前，可以称为草创时期；1900年至1922年可以说是发展的时期；自1922年以后，便入于革新的时期。现在且略述最后时期的情形。

从1922年非基运动发生以后，基督教教育便受着猛烈的攻击。1924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时，余家菊等曾提议收回教育权，孙恩元等提议无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得在中华民国领土内对于中华人民施行国家教育，吴士崇提议取缔外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同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开年会时，也通过教育实行与宗教分办，及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的决议。（见舒新城编《收回教育权运动》四十八页）当时，国民党中的左倾分子，主张把基督教学校完全接收，于是竟有若干学校被占据，也有若干学校被迫而停闭的。他们所加于基督教学校的罪名，最大的两点，就是基督教教育是一种反科学的文化侵略，基督教教育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外来的攻击压迫既如是利害，而基督教内部中也起了反应，教会学校处在内外交攻的情形下，不得不考虑到向政府请求立案的问题。根据民国十四年（1925）北京教育部所颁布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共六条，与民国十五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所颁布的私立学校规程，内容大同小异。最重要的条文就是：不得以宗教课目为必修科，不得在课内作宗教活动，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不得以外国人为校长，组织华人为多数的校董会等等。其用意是要把宗教与教育分离，并且要使教会学校统制于中国政府。而基督教办理教育的当局，对于立案问题，费了很多讨论，深恐立案以后受政府干涉，失去自由，并失去基督教特殊精神，特别是英国教士，多抱这种顾虑。“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为了这个问题通函各处教会人士，征求意见。结果主张极端赞成的为113件，主张相当赞成而对于第五、第七两条要求修改的有101件，主张不赞成的有42件。（见《教育季刊》二卷三期五十五页）但是大多数学校，自动地愿意遵照政府法令，请求立案，少数学校有的自行宣告停办，有的被官厅勒令解散。立案以后，实施党化教育，必修党义课程，举行纪念周，悬挂总理遗像及党国旗，各级学校党义教师与训育主任，须一律受“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检定。后来在“全国教员会议”中，取消“党化教育”这名称，另订三民主义教育方案，以三民主义编入公民课中。也有少数中西人士，对于纪念周的举行，向总理遗像与党国旗行鞠躬礼，认为与基督教信条有根本冲突的地方，因此，不免又发生小小纠纷，而大多数领袖们以为是无关重要，一律奉行。于是教会学校在这种情势之下，渐渐把西人管理权移交于华人，组织校董会，推选华人为校长，如钟荣光任岭南大学校长，陈裕光任金陵大学校长，刘湛恩任沪江大学校长，杨永清任东吴大学校长，吴雷川任燕京大学校长，林景润任福建协和学院院长，吴贻芳任金陵女子学院院长，韦卓民任华中大学校长，王世静任华南女子学院院长……以及其他大学及中学，莫不如是。西人中的开明人士，他们的地位虽然改变，然皆乐以帮助，认此举于教育本身有莫大利益，教会教育终必由中国人自己起来负责，现在时机已到，毋庸推诿。陈湘帆曾这样说过：

移交之事，无论其程序如何繁重，责任如何重大，实有不可不行之势。今日不行，必有行之之一日。与其留待将来，夜长梦多，不如今日排万难，披荆棘，毅然决然勉力行之。（《教育季刊》第四卷第二号八十一页）

这话实足以代表当时一般见解，而成为一致的舆论，移交之事，终于在顺利进行中，见诸实行。在内部方面，有其他种种问题，如经济的重新支配、学校与教会的关系、西教士与学校的关系，以及宗教课程等等，结果，都得到意外的圆满解决。最初那些抱着怀疑态度的人，深恐宗教课程一旦变为选修，势必等于消灭；但实行以后所得的效果，反比以前增大，选修宗教课程的数量，平均在40％以上，而且都抱自动的研究态度，在精神方面，实有极大的进步。而学生们的参加宗教仪式，人数虽仅占50％左右，然实比强迫式的参加为有价值。

如今教会学校，在国家教育系统中，实占着平等的地位，在宗教自由的原则下，得到政府经济的补助，使教会学校有相当的进展。最近政府又有取消宗教限制的法令，教会学校的前途更有无穷的希望了。

末了，我们应该补叙几个有关于基督教教育的问题。第一，是“基督教教育会”的组织。基督教在中国办理教育，已经百余年了，各学校应当如何联络，宜有一个中心的机关。所以在1877年开传教士大会的时候，觉悟到该如何统一教会学校的教科书材料，便推出一个“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了中国基督教学校第一个联合的机关。从专编教科书的范围，进而为讨论一般教育的问题了，在1890年便定名为“中国教育会”，其责任除编辑教科书以应教会学校的需求外，更谋教授上的互助与一般教育问题的解决。1900年出版了一本《教育指南》，1907年发行一种《教育月刊》，1909年改为《教育杂志》，后来改为英文《教育季报》。1907年聘请西尔斐为总干事。1912年第七次大会时，改名《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贾腓力、路义思为正副干事。1922年英美教育会因欲调查中国教会教育情形而筹联合进行计划，特派视察团视察一切，依照视察团的主张，分四部组织：高等教育组、初等与中等教育组、宗教教育组、推广与成人教育组，各组设委员会及干事。以四组委员会代表合组为全国董事会，各省区设立分董事会。分中国教育区为十区，即：

各区又设区教育会，发行《教育季刊》为总机关报。一以谋各学校的工作，减少教育上的冲突与浪费；一以代表基督教学校与政府机关有所接洽，俾于国家教育系统上占一地位。这便是“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重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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