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事工——教育（五）

第二，中国基督教学校，在办学经验上，觉得要增厚教育上的效能与力量，必须努力于合并与合作。例如“燕京大学”本为数大学合并而成。“华西协合大学”乃四教会合作而创立。1922年“教育视察团”曾作此项合并与合作的建议，直至1928年基督教高等教育组，通过了具体的联合办法，主张华东七大学联合成一大规模的大学，称为“华东协和大学”；华中五大学合成一“华中大学”；后者已实现。并且指定各大学的工作，如南京“金陵”将扩充农林专科，“岭南”亦有规模比较小的农科，“燕京”亦设农事试验场，觉得应各分工合作，以期减少重复。其他关于医科、法科、商科、教育科，均有相同的计划。并创设“研究院”，限于两中心地点之“燕京”与“华东”，使经济人才各方面不致浪费，并且能收互助之效。但是因有地域的限制、政策的各别，所以很难使这种计划完全实现。不意现在却得一意外的合作机会，即如七七抗战以后，各沦陷区中的学校，均集中在一隅。如上海“圣约翰”、“东吴”、“之江”、“沪江”四大学的合作，四川有“金陵”、“金女大”、“齐鲁”、“华西”等的合作，中学校亦有不少由数学校合并办理，这是从前迟迟不能实现，而今竟成为事实的奇迹。

(华西协合大学旧照)

第三，布道教育。教会办学的目的，原是布道，所以造就布道人才，当然是教会学校所注重的，所以最初就组织了许多“圣经研究班”与“圣经学校”。不过在1900年以前，程度是很低的。到1900年以后，不但程度渐渐提高，而且此种学校的数量，亦逐渐增多。在1876年只有20个神学，231个学生；到1906年便有68个神学，7822个男学生与543个女学生了。这些学生入学的程度，必须是中学毕业，这犹是1907年以前的限制。及至美国圣公会在武昌招收神学生中，有3个是大学毕业生，2个是大学肄业生。1912年山东“齐鲁大学神学院”里，其中有8个是文学院的毕业生。当时的各大学中，差不多都附设“神学院”，如“燕京”、“沪江”、“约翰”等校，栽培出不少传道人才。至于独立的神学院，则有如南京的“金陵神学院”、“金陵女子神学”，滠口的“信义神学院”，广州、福州的“协和神学院”等，都是造就高等传道人才的机关。此外有程度较低的各种“圣经学校”，为数亦甚不少。

第四、师范教育。为应付各级学校的教授人才起见，不得不设立“教育学院”与“师范科”，训练适用的教员。曾经有人主张每省设立一“联合师范”学校，在厦门、福州、苏州、武昌等地都开始实行过。

第五，医药教育。这也是基督教教育范围中重要的工作，初期基督教便已注重到这一点。培植中国医药人才，实比由各国派遣医生来华，更为切要；所以从1900年以后，便有医学校次第成立了。1912年沈阳正式成立了医学校。1906年创办北平“协和医学院”，清朝慈禧太后亦曾捐输款项，并由政府颁给学位。在北平另有“华北女子医学院”，1914年有2人毕业。上海有“女子医学院”。广州有“夏葛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附设“医学院”中，在1914年时，有学生25人，教师4人。1902年在汉口有“联合医学校”，长沙有“雅礼医学院”，南京也有联合的医学校，1913年并入“金陵大学”。1908年又曾办“护士学校”，“东吴”、“圣约翰”等大学设医学系，亦授医学博士学位；其他大学中亦多设医学预科。在杭州有梅医生继续训练医药人才；在福州曾设有“协和医学院”，1921年就停办了。“香港大学”亦设有医学系。广州有“华南医学院”和“中华医学会”所办的医院。按1913年的统计，全国有500学生受医学的训练，更有不少的护士学校。被称为煤油大王的洛克斐勒（John D．Rockefeller）对于医药卫生事业，特别感到兴趣，因而组织一个“基金委员会”，到中国来研究医药学状况；根据这委员会的报告，又组织了一个“中国医药董事会”，支配一笔巨大的款子，计划培植中国的医药人才，并津贴教会各医学校。又创办二个“肺病疗养院”，预备奖学金给中国出洋学医的学生。该董事会在上海重新办了一个医学校，又扩充了北平的“协和医院”，辅助湖南“雅礼医学院”和其他许多医院，大学中所设有医学预科的，都得着他的津贴，于医药教育上的贡献，实在不少。

第六、方言学校，是为刚来中国的西教士预备的。1900年以前已有此种设备。至1910年伦敦会在北平创办了一所“华言学校”，1913年扩充成一个联合的学校。在南京“金陵大学”附设了一所“华言学校”。广州和成都都有同样的组织，使初来中国的西教士，先在这学校里学习一年的中国话，然后分发到内地去做传道工作。

第七、职业学校。在济南有专制花边等工艺品的学校，上海、兴化、宜昌、福州都有此种小规模的组织。

第八，平民教育。因为中国文字过于艰深的缘故，教育便不易普及，所以在一般提倡平民教育的人，研究如何改良文字，用简易的方法，来推行识字运动。“沪江大学”董景安编著了一种600字通俗课本，组织起“通俗学校”，各处教会都热忱地推行，在1916年成立了200多个学校，但是600字究竟不够应用，于是又增加到700字。青年会重复加以研究，另编一种平民千字课本，晏阳初也是同样的提倡。1923年组织起一个“民众教育会”，推行这种工作。另一方面，用罗马字拼音翻译《圣经》，如宁波、福州等处都曾热烈地实施。后来中国政府规定“注音字母”，来做普及教育的工具，教会最努力于这种工作，不但用“注音字母”译成单本《圣经》，且办理“学习注音字母学校”。同时，在“主日学”课本都加以采用。此外如“妇女半日学校”，各种“补习学校”以及“盲童学校”、“聋哑学校”、“圣经函授学校”，亦皆属于基督教教育范围内的工作，现在我们不能一一详细说明。比较重要而极普遍的教育工作，则又莫如各教会一致办理的“主日学”。“主日学”的创始，虽然已经很久，但是在1900年以前，不过是传教士的一部分工作，教会中设立“主日学”的，只有八分之一。后来由“万国主日学学会”负责推行，编辑中文的课本，分儿童的、少年的、成人的各种不同的程度，于是“主日学”的范围，不单是属于儿童的训练，也是普及到教会以外，成为“平民教育”的工作了。负责推行这件工作的，有“中国主日学合会”，都春圃尽了多年的力量，使全国各教会没有一处不有主日学的设立。因此，基督教的教友60％的男子、40％的女子，都能读《圣经》，其识字的百分比，实在比普通的人民高多了。用许多方法减少文盲，当时有一句口号：“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能读《圣经》，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是不识字者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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